一位老兵和84份“陣亡通知書”

偶然看到, 雖然是很遠的故事. 但心里有無明感動.

新華社 - 2006-07-04

一位老兵和84份“陣亡通知書”

當河北省晉州市莊合寨村84歲的王滄言老人意外收到丈夫路煥文的“陣亡通知書”時，悲喜交集。57年的苦苦等待和尋找，終於有了結果：丈夫原來是解放戰爭的烈士。

收到半個多世紀前發出的“陣亡通知書”的烈屬還有另外23戶，這些通知書全部來自山西省太原市一個叫王艾甫的人———一位為尋找太原戰役陣亡將士遺屬而奔波了10年的老兵。

偶然發現84份“陣亡通知書”

今年67歲的王艾甫是山西太原收藏協會會長。1996年的一天，他在一個舊書攤發現4本發黃的《太原戰役陣亡將士登記冊》，記載了866名解放軍陣亡將士的基本情況，里面還夾帶着84份“陣亡通知書”，籍貫涉及湖北、山西、河北等10個省區。王艾甫用3000元買下這套登記冊———這些錢相當於他當時一年的收入。

太原戰役發生在1948年11月至1949年4月，此役殲敵12萬人，我軍犧牲1.8萬人，結束了閻錫山對山西長達38年的統治。

這些部隊的資料究竟是真是假?怎麼會遺落在民間?王艾甫找到有關專家求證。山西省軍區黨史研究室主任高榮貴仔細對照有關史料後確認：登記冊上記錄的確實是當年解放太原戰役時一些陣亡將士名單，可能因為部隊經常轉移，不慎流落民間。曾參加過太原戰役的原十四軍副軍長王立崗說，這本冊子上的名單與當時十九兵團和二十兵團的情況是一致的，印章也確實是當時的印章。

為烈士“尋親”

看着一張張發黃的“陣亡通知書”，有20年軍齡，也曾經在戰場上出生入死的王艾甫想起了昔日的戰友張廣元。這位曾經救過他生命的戰友犧牲後，王艾甫親手掩埋了他的遺體。而在張廣元家鄉縣民政部門，竟然查閱不到任何有關這位烈士的記載。戰爭中有多少個張廣元?每當夜深人靜，王艾甫總是難以入眠。

王艾甫萌生了為烈士“尋親”的想法。“我不敢想象，當年他們在彈雨紛飛的戰場上倒下的情景；我也不敢想象，一位位烈士的親人遙望遠方、悲痛欲絕的情景。為烈士‘尋親’，只是一種紀念的形式，但這種形式的實質是：我們應該為先烈招魂!”王艾甫在記事本扉頁上寫道。

這一“尋”就是10年。

10 年來，王艾甫走遍了太原市5個烈士陵園，查閱了數千位烈士資料，一一核對人名，找到了這84位烈士的安葬地點。他按“陣亡通知書”上的地址逐一給烈士親屬寫信，給當地民政、公安部門打電話，還經常到外省實地尋找。因此而支出的路費、接待烈士家屬來太原祭奠等花去了幾萬元。去年，他把一家三代僅有的70平方米房屋抵押貸款7萬元。“通知書”訴說鮮為人知故事

這些“陣亡通知書”上手工繪製的表格用鋼筆填寫，內容欄中還記載了烈士的英勇事跡。遺憾的是，在烈士們的籍貫欄中，竟有29個是空白。在那個戰火紛飛的年代，他們甚至來不及讓身邊戰友知道自己來自何方，年輕的生命便如流星匆匆劃過天際。

一張張發黃的紙片，一個個陌生的名字，記載着過去的硝煙與鮮血：

“趙獻，605團4連副指導員，1943年入黨，1946年入伍，犧牲時23歲，籍貫不詳。”“一、他15歲就參加了革命工作，殘酷的‘五一’掃蕩中他搶救革命幹部。一貫工作積極、埋頭苦幹。1948年經過兩次遠徵。刻苦精神好，團結每個同志。二、在戰鬥中勇敢、不怕犧牲，在負傷後還鼓舞大家，我死了是為了革命，也是光榮的，只要你們完成任務。”

“龍華章，604團戰士，犧牲時32歲，1949年2月入伍，貴州同仁縣明組鄉新莊村人，安葬地點為太原市新城東門外北角。”他的英勇事跡被描述為：“作戰勇敢，屢立戰功。”

……

去年11月，王艾甫賣掉了收藏的300塊銀元，湊足了1萬元路費尋找“湖北雲縣雙郝村”郝戴虎烈士的家屬。經了解才知道，“雲縣”原是雲夢縣之誤，解放前的 “雙郝村”已更名為鐘垸村。聽說失蹤50多年的郝戴虎有了消息，而且還是革命烈士，小小的鐘垸村沸騰了。幾十位老人聚集在村委會，燃起鞭炮迎接王艾甫。村委會主任郝朝陽說：“沒想到我們村還有這樣的革命英雄!我們要專門建一個小陳列室，讓年輕人都學一學。”

解開半個多世紀的“心結”

王艾甫在內蒙古自治區察哈爾右翼中旗桂井村找到了烈士孫耀72歲的女兒孫秀峰。孫耀自1937年參軍後就沒有下落，孫秀峰和母親、女兒一家三代輾轉十幾個地方尋找都一無所獲。母親臨去世時還抱怨：“你爹不要咱娘倆了，到城里享福了。”孫秀峰從王艾甫手中接過“陣亡通知書”，哭了半個多小時，反复說的只有兩個字：“謝謝!”

在河北省民政部門配合下，王艾甫找到了趙獻烈士的家鄉正定縣諸福屯鎮朱河村。已80歲的趙獻妻子梁貴蘭哭着說：“我們結婚還不到一年，趙獻就應徵入伍。當時是悄悄走的，因為我們這里還沒有解放，我也沒敢去送他。”

在貴州省有關方面幫助下，王艾甫找到了龍華章烈士的家鄉貴州省銅仁市(“陣亡通知書”上誤作同仁縣)，過去的明組鄉已改為河西辦事處。龍華章的侄子龍和生清楚地記得：“1939年農歷正月十五，叔叔被國民黨抓去當兵，我哭着到鄉政府找，但沒有找到，此後就沒有音信。”

河北的王滄言老人知道了丈夫路煥文的下落後，忍不住老淚縱橫：“活不見人、死不見屍，本來已經絕望了，這下夫妻可以合葬了。”接過“尋親接力棒”

由於登記冊和“陣亡通知書”上大部分地址寫得過於簡單，加上經過半個多世紀的變遷，很多地方的地名都發生了變化，王艾甫10年尋找，只找到不足10位烈士的親屬，於是就求助於媒體。

王艾甫為英烈“尋親”引起了人們的關注，一些地方媒體或派記者幫助尋找，或刊登英烈名單與讀者互動找綫索，《武漢晚報》記者湯華明复印了11名湖北籍英烈的名單，利用去年國慶節黃金周時間，深入湖北各村鎮逐個尋找，找到3名英烈的親屬。《燕趙晚報》記者劉勇峰說，因為他報道了“尋親”新聞，在今年5月份以來平均每天都會接到十來個提供綫索的電話。人們對英雄的尊敬和仰慕使他深受感動。

媒體的介入在大江南北掀起一股“尋親熱”。去年寒假，華中科技大學組織170名湖北籍大學生參與“尋親”。他們分成6組拉網式查找，走訪了湖北籍烈士所在6個縣、市的100多個村莊，累計行程上萬里，為5位烈士找到親人。

華中科技大學團委副書記陳鋼說，84名英烈中尚有60位的親屬沒有找到，他們將在今年暑假選拔300名大學生接過“尋親接力棒”，把活動嚮全國推開，讓“尋親之旅”成為大學生的信念之旅、淨化心靈之旅。